13号下午1点多,82岁的朱荣林坐在朝南的小阳台上,消瘦的手指握着搪瓷杯,浏览着手机新闻。78岁的王桂芬则坐在阳台前的木椅子上,看着电视剧《太行山上》。除了坐久了有点痛起来走走,大多数时候,一双老人像是一对沉默的雕像。

在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桥港东村的这栋500平方米的乡间别墅里,随处可见十多位老人曾在这里抱团养老的痕迹。客厅里的三条长沙发用罩纱盖了起来,餐厅的拐角处竖着两大张木头圆桌面,以往下午热热闹闹的棋牌室里,皱巴巴的桌布已落了灰。院子里的香泡树上挂满了青黄色的果子,但今年没有人去摘。

2017年5月,退休英语老师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登报,招募几对60岁到70岁的老夫妻抱团养老。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小别墅里来来去去近30位老人。直到2020年初,疫情让这个临时团体被迫解散。

抱团养老的这些年,他们经历了什么?这个项目还会继续吗?10月10日,记者来到这栋小别墅。

尝试抱团养老的初衷:让生活热闹点

穿过绿油油的农田和静谧的小池塘,我们在一小片竹林后找到了这幢欧式小别墅。屋前的架子上晒着冬衣冬鞋,这是王桂芬一早整理出来的。朱荣林则刚从瓶窑医院回来。港东村离医院有近六七公里的路程,他定期要起早去医院做针灸。

“不热闹了,没人打牌了。本来下午吃完饭大家打打牌,很好的。”朱荣林的语气有点低落。他前两年又动了一次手术,现在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患上胃下垂之后,他的食欲也越来越差,两天不吃东西也不觉得饿。“没有脂肪,胃已经掉到这里了,不可逆的。”他放下营养液,用手指在腰部比划了一下。

王桂芬敏锐地察觉到老伴的变化,“两个人最多吃三个菜,以前人多的时候,他胃口还好一点,现在得想法子换菜色。”

退休后,朱荣林和老伴原本住在杭州市区的三里亭,在那里他们有不少牌友。但在港东村长大的朱荣林还记挂着“少小离家老大回”,刚好朱家老屋也能拆了建新房,儿子就出钱给二老造了座小别墅。2010年,他们回到了农村。

村里的老人都认得朱荣林。说话的间隙,村里一户人家拿着喜糖和米糕上门拜访。“他女儿结婚了,我们这儿的习俗。”朱荣林脸上也带上了喜气。

王桂芬觉得一双儿女没怎么让自己操过心,孙辈也请了阿姨和其他长辈照顾。原本儿子也一起住在这里,但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老人总要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电话也要焦急地打几通,“还是算了,我们俩守着就行。房子一年没人住就不像样了,总要看着的,就让他们周末回来聚聚就行了。”

农村环境好,风景好,熟人多,但无法排解老人的孤独。2016年,朱荣林罹患膀胱癌。疾病对他的打击很大,原本开朗的朱荣林总是郁郁寡欢地躺在沙发里,脾气也变得喜怒不定。年龄渐长,愿意和他一起旅游打牌的人也越来越少,“上了年纪能去哪里呢?只能去养老院了。养老院里去不得的……”

王桂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2017年,她碰巧在报纸上看到其他老人抱团养老的实践,想到家里有六个空房间,和老伴也能试一试。“就是想着和大家一起热闹一点,养老不那么孤单。”这是朱荣林的初衷。他们在报名条件上做了限制,最好是六七十岁的本地老夫妻,有生活自理能力,经济上不要太计较。短短一周,就收到了100多个申请,他们大多是子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

抱团养老难免的膈应:事事都要计较

71岁的蒋一纯是在第一波报名者中有人退出后加入的。他的装扮很有职业特征,鸭舌帽、黑马甲,他年轻时做过导演。蒋一纯在家里装了KTV设备和投屏,一个月基本只有三四天在家里,其余时间都和朋友四处旅游。这几年,他又回到了这种生活,“是蛮自由的,但也会怀念之前抱团养老时的热闹。”

蒋一纯印象最深的,是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的闲聊时间。有做过首饰商的老人,看到其他老人戴的金镯子,会给她分析分析成色如何,怎么打更好看,以及年轻时工作中碰到的奇闻轶事。有的老人聊起孩子是丁克,自己没办法,也管不了时,蒋一纯就会提到他“儿子不管老子,老子不管儿子”的理念,“我完全不干涉儿子的生活,也不会帮他们带孙子孙女。”……

早上起床吃饭,饭后十几个人一起沿着田间小道散散步,回来之后张罗午餐。下午打打牌,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聊聊天。老去的速度似乎在抱团养老的互相陪伴中减缓。

王桂芬一开始并不愿意和我们多聊,只是默默地关掉电视,走进厨房擦拭桌垫上的碎屑,爱干净的她总是闲不下来。

“我一开始也不愿意他弄这个项目。”王桂芬说,老伴喜欢热闹,但更多的时候是个“甩手掌柜”。退休前担任化工厂厂长的她,则更多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

“我觉得老人不能丧失社会性,但这样的抱团也意味着,你进入了公共空间,需要让渡部分个人自由。”王桂芬发现,抱团养老的另一面也开始显现。比如,王桂芬原本按照值日表安排好的买菜工作,有人以“没去过菜场、不会买菜”为由不愿履行,王桂芬只能自己去买;大家一起吃饭,有人总会最先夹走鱼腹上最大最好的一块,王桂芬想了个法子,之后不买鲫鱼或者鳊鱼,而是购买草鱼这类容易切块的,尽量分成大小一样的鱼块,每人夹一块……

王桂芬开始负责处理问题和争议。“沟通没什么用的,就是碰到问题后,想个解决办法。”王桂芬曾经和老人提过建议,但对方听后只是不作声,有的做出了改变,有的依然我行我素,“都这个年纪了,能改变什么呢?”

因为电费计价按总度数划分,一年的电费花销不少,有的老人就提出别墅里放了三台冰箱,平均分配是不是不合理?王桂芬和朱荣玲就分担了两份水电费。“其实一开始大家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如果事事都计较的话,抱团也不会开心的。”王桂芬说。

尽管如此,王桂芬也是想把抱团养老项目继续办下去的,“但现在有疫情的影响,加上照顾老伴分身乏术,真是有心无力了。”

朱荣林这几年动了两次手术,越来越消瘦了

抱团养老模式的未来:能否规范可持续

蒋一纯记得,有一天早上他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是位六十多岁的大娘,背着个大麻袋。大娘的老伴去得早,孩子又常年在外地工作,她在报纸上看到抱团养老的报道后,就背着一袋子的陕西辣椒酱,在村里一路打听过来了。

国内首个抱团养老的案例吸引媒体关注

即使是现在,也不断有老人打来电话来询问王桂芬项目的情况,有的是早年认识的朋友,有的是来自海南、四川、上海……全国各地的陌生人。他们向往着热闹新鲜、富有活力的养老生活,而不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守着日历和电视,日复一日地熬过被拉长的岁月。

朱荣林也表示,之前的参与者来到这里,都有各自的算盘:有的为了观察全新的养老模式;有的家里房子拆迁,需要暂时找一个租金较低的地方居住;有的把市区房子出租出去,住在这里省钱……真正想抱团养老的人有多少?他也答不上来。

朱荣林和王桂芬尽管拟定了结伴养老协议书,但远远无法涵盖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一位在小别墅里居住了两年的老人,总习惯穿着酒店的一次性拖鞋。王桂芬多次提醒她换成防滑拖鞋,老人也并不听劝。几天后,老人在阳台晾衣服时不慎摔倒导致小腿骨折。在被女儿接走前,老人还提出要求赔偿几千元。

王桂芬说,如果有人愿意做组织者,来招募人员,并进行管理,她和老伴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心里也有几个愿望:老人们抱团住在一起,在电费上能不能有所优惠?能不能定期有医生来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出门买菜不方便,能不能设置一辆公共推车?

王桂芬的想法涉及到一个问题:抱团养老能否发展为可持续的模式?对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平表示,抱团养老可以和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有关部门和社区对抱团养老的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需要从实践中概括、总结出一套规范可行的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尽管蒋一纯理想的抱团养老模式是和朋友或亲戚一起养老,但他挺想接过港东村的这个接力棒。“因为这是全国第一个抱团养老尝试,继续做下去,才能引起大家对养老的更多关注。”蒋一纯指了指身后的这套小别墅,“这里已经成了抱团养老的标志。”

在港东村里,有二十栋左右村民新建的小别墅,看上去挺气派。有的外墙上还贴出了出租套间的广告。抱团养老被近百家媒体报道后,村委开会时有不少村民都提出了做“养老村”的倡议。

“其实我们这里风景好,空房子也多。不过现在有的租金高,风险也开始大了。”朱荣林躬着腰,望向远处的田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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