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我国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000万立方米/日，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达到70万吨/日左右，新增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构建集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到2030年，基本建立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环境基础设施体系。

“要实现《意见》提出的目标，不同类型城市应分类施策。”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马本在接受人民网“强观察”栏目采访时表示，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提高，城镇生活垃圾呈快速增加趋势。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需要配套的收运能力和末端处置能力，“《意见》提出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和资源化率的量化目标，对保障生活垃圾及时、安全处置是非常有必要的。”

2020年5月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北里社区拍摄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马本表示，对于城市建成区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低于300吨的地区，可通过跨区域共建共享方式建设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降低垃圾处置成本；对于建成区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大于300吨、无害化处置初期的城市，应通过政策扶持、财政支持、建立收费制度等多元渠道筹集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安全处置设施的建设资金，尽快补齐无害化处置设施短板；对于生活垃圾产生量大、无害化处置较成熟、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比如北京市，应当积极探索生活垃圾减量化手段，将重心放在通过探索计量收费、将资源从末端处置向前端精细化管理倾斜等方式，巩固垃圾分类成果、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降低全社会垃圾处置成本，并提高厨余垃圾、可回收物的资源利用水平。

《意见》以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品质为导向，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5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而在健全保障体系方面，《意见》提出健全价格收费制度。

对此，马本表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作为城市公共服务，若仅仅由政府“大包大揽”，不利于体现多排放多付费的公平性原则，也不利于发挥价格杠杆对居民垃圾排放行为的调控作用，特别是当地方财政实力较弱时将难以做到无害化处置，会产生较大的环境风险。

马本认为《意见》提出健全价格收费制度的初衷，一是鼓励市场机制在生活垃圾资源化若干细分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废纸板、废易拉罐等高价值可回收物，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发挥作用；二是通过健全价格和收费制度，以及配套的支持政策，为市场化主体提供稳定的资金流预期，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完备的价格收费制度，将有助于推动生活垃圾处置的产业化运行。特别是计量收费政策的实施，将降低社会生活垃圾处置的总成本。”马本表示，由于非居民单位数量相对较少、管理难度较低，针对宾馆、饭店、学校等非居民单位优先实施计量收费，是体现先易后难、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选择。

“各地应尽快在非居民单位实施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对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巨大、减量化需求迫切，可以积极探索与城市特征相适应的针对居民家庭的计量收费模式，总结经验，为其他城市向居民计量收费转型升级提供借鉴。”马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