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说是历年来中国经济大考中的一道“大题”。一方面，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中国在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方面仍存在难以攻破的技术难关，部分高技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面临“卡脖子”难题。
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时期的中国制造业，要如何凝聚起核心竞争力?制造业发展要想更好借助外资力量，中国要打好哪些牌?本报特邀业内人士共话制造业进阶路径。
专家圆桌
刘 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魏际刚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陶 金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卢彬彬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
(排名不分先后)
1.您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
刘 英：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产业链供应链系统竞争力较强，基础设施配套能力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位于世界前列。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品当中，中国有超过220种主要工业品在全球中的产量居第一位，工业门类齐全，综合竞争力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但要成为制造业强国，中国还需要在一些尖端领域、先进制造业领域掌握更多核心技术，需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在先进制造业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中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
魏际刚：中国是全球有影响力的第一制造大国，拥有坚实的制造能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为全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低端制造业有较强竞争力，但高端制造业竞争力不太强。综合来看，中国虽不能被称为制造强国，但也不是弱国，可以说是准强国。中国要从制造业大国、准强国迈向制造业强国，还需要质变与飞跃，包括质量、标准、效率、创新、关键技术、品牌、供应链、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等多个维度均得到根本性提升，产业结构要大大优化，短板与瓶颈要加快补齐与突破。
陶 金：中国制造业从整体上看，呈现规模庞大、体系完备、分布偏中下游、技术水平提升快等特征。首先，中国制造业背靠巨大市场，即便是需求相对较小的冷门制造业门类，在国内市场上也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性，生产效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次，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分布偏中下游，易受原材料供给波动、上游核心技术封锁等影响，总体上限制了制造业的盈利空间。最后，中国制造业在外部环境恶化、技术引进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利用前期的规模经济和效率基础，在集聚过程中逐步形成内部技术引进和溢出，技术进步速度正在持续加快。
卢彬彬：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除了工业门类齐全，总体规模也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制造业作为创新策源地和应用场景的功能日益凸显，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正发生深刻转变，逐渐由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转变，拉动服务业等部门增长，提高国民经济增长效率。但目前中国制造业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核心环节对外依赖性强、存在“卡脖子”问题，这都成为影响制造业强国建设的供给侧堵点。
2.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您认为中国制造业若要凝聚起核心竞争力，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工作有哪些?
刘 英：一是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提升制造业技术竞争力。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要在尖端领域实现技术突破首先要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创新，企业应更多地与大学及科研单位合作，发挥协同优势，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二是增强制造业的尖端领域核心技术研发。要在制造业中掌握前端的研发和设计，掌控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确保掌控所需先进制造业的关键环节和技术。要强化先进制造业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
三是提升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数字经济时代倒逼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制造成为跨越式增长的关键，要凝聚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数字化和智能化是必由之路。
四是增强制造业供应链金融和金融支持能力，加强政、产、学、研、用、金密切合作，提升制造业整个链条的系统竞争力，强化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要确保先进制造业核心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还要提升先进制造业的供应链金融能力，加大先进制造业的直接融资支持力度。
卢彬彬：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迁，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当前制造业存在的一些“堵点”，实际上是源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起来的结构性失衡，如低端产能
过剩、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要素市场扭曲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从供给端发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中国经济循环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要从需求端入手，扩大有效投资，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提升消费能力，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魏际刚：主要工作可概括为“六革命、一体系、一全球”，即质量革命、基础革命、服务革命、数字革命、供应链革命、绿色革命，打造现代制造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具体而言，就是要持续不断提升制造业质量，精益求精，止于至善;要下大力气夯实基础研究、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软件、基础设施等;要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数字化智能化;打造更具韧性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推动制造业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物流、循环再利用等;推动建设一个体系完整、结构优化、功能强大、富有创新、充满活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在保障制造业安全的前提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制造业资源。
陶 金：长期来看，中国制造业发展面向持续扩张的大市场，具有广阔的前景，但在技术升级、填补技术空白、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一方面，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政策支持，基础科学是技术应用和商用的源头。历史上中国花大力气推动技术封锁领域的基础科学发展，取得了非凡的自主科技成就。而在较为开放的技术领域，中国的自主技术则相对落后，原因是这些领域可以开展技术引进。当今多国技术封锁加剧，中国在很多新领域都需要重新强调政府引导的基础科学发展。另一方面，集聚经济可以释放巨大的知识溢出和效率提升，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引导制造业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京津冀等都市圈集聚，并在都市圈内做好产业链分工和协同发展的政策指引工作。
3.今年1-2月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69.2%。但不容忽视的是，内外部环境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正在增多，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引资要想保持良好势头，还需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
陶 金：首先，越是在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之下，中国越应该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优化国际投资营商环境。因为资本和技术等资源的流动不会停止，逆全球化大环境之下的扩大对外开放反而能够让中国获得更多潜在的国际技术合作机会。
其次，针对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引进，中国还需要有序出台更多的鼓励和优惠政策。继续修订和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
最后，在优化环境和加强政策落实等软件建设的同时，中国还需要继续加强硬件建设，尤其是对高技术产业、绿色产业、新能源等重点领域进行投资;另外继续扩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在加大新基建投资的同时借势引导资本向自然资源更丰富、基础设施更新的中西部地区加大投资，在这些地区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高技术产业。
刘 英：一是保持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开放、高效和自主可控。面对疫情冲击和国际局势变化，中国要确保制造业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链条稳定高效，增强其内生性和柔韧性。
二是夯实制造业的先进技术与核心技术的竞争力。努力加强研发和基础研究，要打通制造业的技术链，从基础到应用，从前端到后端，从国内到国际，掌握制造业的技术链全链条，拥有技术核心竞争力。
三是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调整和价值链提升。数字经济时代，中国需要推动制造业更多地向两端延展，特别是向研发和设计延伸和提升竞争力，同时也要向后端渠道和销售延伸，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水平。
卢彬彬：这个问题需要放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讨论。一方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提供应用场景，构建更加开放、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吸引全球高质量资源要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未来全球供应链布局和结构的长期性调整，包括多元化全球采购和本地化、周边化生产等。随着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中国先进制造业吸引外资会面临很大挑战。因此，应当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走出去”顺应全球供应链调整，确保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创新链，并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断攀升。
魏际刚：一是营造企业能够获利的市场环境。企业的本质是经济组织，是需要盈利的。我们可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配套成本、物流成本、金融成本、税收成本、交易成本、生活成本、医疗教育成本等，让中国在吸引人流、商流、物流、金流、信流集聚方面成为更富有魅力的国家。二是全面释放创新创业活力。让14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创新创业热情全面释放，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制造大军、创新群体，形成一股关注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洪流。三是妥善处理与各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科技与产业治理，与各国加强协商交流，推动建设形成公平公正、互惠互利、包容开放的国际环境。(记者 刘 明)
